周末悦读|华岗：“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”

华岗在山大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就是创办了《文史哲》，那个年代读大学的人，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份刊物的。

作者|范军，1961年生，湖北荆门人。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主编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标题上的这句话是上世纪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华岗说的。华岗在山大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就是创办了《文史哲》，那个年代读大学的人，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份刊物的。就像80年代的流行一时的《读书》，以至当时有“不读《读书》不是读书人”的说法。

1951年5月，《文史哲》正式创刊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一家大学文科学报，也是创刊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之一。它仅略晚于1950年10月创办的《新建设》杂志，早于1957年上海创办的《学术月刊》，当时它们是学术期刊界的“三驾马车”。有意思的是，《文史哲》起初是一份“同人杂志”，由文学院和历史语文研究所几位老师一同创办，1953年之后才正式成为山东大学的学报之一。该杂志社最早的社长就由校长华岗教授兼任，副社长是副校长陆侃如、文学院院长吴富恒，主编则是著名学者杨向奎，另有几位教师担任编委。这些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学界“大牛”，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。刊物一经创办，很快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认可。据曾在山东大学工作过的罗竹风回忆，《文史哲》出版后，就受到了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元帅的称赞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的研究，为国家多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，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。山东大学创办《文史哲》是开风气之先，继续办下去，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，群起仿效。”这番话，是华岗1951年暑假到上海，陈毅在一次便宴上亲口对他讲的。

华岗先生

诚如陈毅元帅所预料的，《文史哲》开启了大学争相办学报的潮流，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发展与繁荣。创立近70年的《文史哲》有过辉煌的过去，其间也不乏曲折和坎坷。该刊的编辑说它是“有故事的”；确实，若要写一本有关《文史哲》的编辑部故事，估计也会十分精彩和丰富。这里我们来谈谈它是如何当好“伯乐”、扶持新人的。刊物创办之时，《文史哲》就确立了坚持“严肃认真，求是求实，繁荣学术，扶植新人”的办刊方针，力求在推出成果的同时，也发现和培育人才。杂志社社长华岗明确提出：“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。”他认为，对待青年人的文章，不要求全责备，只要文章有一得之见，有好的苗头，就要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扶植。据20世纪50年代山大历史系毕业的葛懋春（后曾担任专职编辑）回忆，他的毕业论文《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》，就是当年由赵俪生教授推荐，经过华岗社长亲自审定，在《文史哲》第1卷第3期上刊出的。华岗日理万机，但《文史哲》稿件的终审定稿，他都是亲力亲为，绝不马虎。

对于学术期刊如何当好“伯乐”、扶持青年新秀，首任主编杨向奎教授也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。他说：“一个刊物的编者应当起着伯乐的作用，以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才为己任。对于文科来说，刊物有如理科的实验室、工科的实验工厂。没有刊物的文科，青年学者将无用武之地，经纶满腹止于满腹而已！我们设想，假使‘五四’时代，北大没有《新青年》，会是什么样子？会有那样‘伟大的创举’？会有我们的新文化？”社长、主编和编辑们将这种编辑理念、办刊方针切实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，精心培育学界幼苗，不遗余力地将青年才俊推到学术前沿。许多当年籍籍无名的小辈因为在《文史哲》上发表文章走入学术殿堂，多年后中间的许多人都成了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，如庞朴、汤志钧、张传玺、钟肇鹏、郦纯等人都是，而最为典型的要数李希凡、李泽厚几位。

《文史哲》创刊号

1954年，从山大中文系毕业不久的李希凡、蓝翎这“两个小人物”合写了一篇题为《关于<红楼梦>简论及其他》的文章，是与老辈著名学者、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商榷的批评性论文。起初他们把稿件投给影响很大的《文艺报》，还给编辑部写了信，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。两位年轻人又给母校老师写信，并寄去了文稿，很快得到回复。由于华岗等人的慧眼和对年轻作者的大力支持，文章发表在了1954年第9期的《文史哲》上。当时香港的某些报刊说刊物发表该文有特殊背景，作者是奉命写作，刊物也是奉命登载的。据知情人说，事情并非那样。编辑葛懋春说：“《文史哲》常务编委会发表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接到任何上级的指示，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在思想界产生多大的影响。文章发表后，连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都不知道作者的通讯地址，《文史哲》编辑在接到长途电话询问作者通信处时，还不知什么原因。这说明《文史哲》发表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什么精巧安排。但是应该承认它和华岗同志领导下的《文史哲》，比较重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，比较重视刊登不知名的年轻人的文章是有关系的。”至于该文发表后，出乎意料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赞扬，进而引发相关的学术大讨论，那是后话了。应该说，初期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的争鸣氛围还是比较好的，后来渐渐偏离了学术的轨道，这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。李希凡后来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，兼任《红楼梦学刊》主编多年，个人出版著述20多种，成为国内有影响的学者和评论家。

被《文史哲》推上学术平台而后来卓然成家的还有一代大师李泽厚先生。20世纪80年代堪称为青年学子精神领袖、独领风骚十余年的李泽厚也是起步于《文史哲》。1955年，25岁的李泽厚写了一篇《论康有为的<大同书>》，刊发在了当年《文史哲》的第2期。这是年轻才俊李泽厚的第一篇正规学术论文，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，同时也更激发了他的学术激情和创造活力。直到晚年，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仍然对发表在《文史哲》上的这篇文章念念不忘。他说，当时“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，都很吃惊，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，还感觉很欣慰，因为不管是内容，还是论断，都是对的”。思想敏锐、才华横溢、创造力旺盛的李泽厚从《文史哲》这个高平台起步，1956年在《哲学研究》、《历史研究》又先后发表文章，一时名声鹊起，影响越来越大。顺便可一提的是，这些文章不仅给年轻的李泽厚带来了声誉，也带来了不菲的收入。他晚年回忆说：“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。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，我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，在《历史研究》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，稿费加起来1000元。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，反正很少。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，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。一般是10元左右。”要知道，50年代的千字20元，与我们新世纪、新时代的千字20元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。他用稿费买了一个电动唱片机，这在当时无疑是奢侈品。此乃题外闲话。

李克强总理莅临《文史哲》

2017年4月21日，在山东大学考察的李克强总理亲自莅临《文史哲》编辑部，与编辑部同人合影留念，这应也算是一个新的故事吧。山大《文史哲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人，留下了许多传之久远的编林佳话，而且还在继续创造新的故事和传奇。它留下的诸多启示，还将会让学术界、期刊界持久而广泛地受益。

主要参考文献：

1.葛懋春：《回忆早期<文史哲>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》，载《文史哲》1981年第4期。

2.宋应离：《开展“百家争鸣”的前驱 扶植学术新人的摇篮——<文史哲>的办刊特色》，载宋应离编撰：《名刊 名编 名人》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。

3.孙齐：《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编辑部》，载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工作委员会编：《编缘》，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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